从华商始祖王亥驱赶着牛车到易水流域做买卖开始，“商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便与河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河北商业活动自古繁盛。
从先秦汉唐宋元一代代名商巨贾，到近代冀商一脉，他们不仅在京津、东北和江浙一带声名显赫，更用万里商路联通了中国与世界，在我国商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章节。
河北的水路、陆路商路也成为艺术文化交流融合之路。河北的武术、杂技、曲艺等发源于民间的传统文化，沿着一条条商路南下北上，走向世界。
溯源
商人、商品和商业的河北往事
黄骅的海边盐场。
河北与“商人”的渊源
“殷侯子亥宾于易，有易杀而放。”
“河北与商人、商业之间的渊源，其实可以从一场发生在多年前易水流域的仇杀事件说起。”年9月21日，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原秘书长周文章指出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这句话。
这段史料大概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夏朝时，商族部落与居住在河北中北部的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活动很活跃。商族部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经常用自己的牛羊等畜产品从别的部落换取粮食、陶器和麻织品，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当时生产力低下，部落的首领也要适当参加放牧牛羊和产品交换活动。“殷侯子亥”即商汤的七世祖王亥，据传是牛车的发明者，他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
一日王亥前往有易部落做买卖，竟被有易部落所杀。后来殷侯上甲微依靠河伯部落的兵力攻伐有易部落，杀死了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
“这里的殷、有易和河伯都是夏朝时期的部落。殷即后来成为商王朝的部落，有易部落生活在今河北中北部的易水流域。”周文章说，抛开复仇的桥段，这正是目前文献中已知关于部落间交易的最早记载之一，也说明河北是华夏大地上最早出现商业活动的地方之一。
夏商时期，随着工具的改进及畜牧业的产生，有了剩余产品，于是就有了交换，这就是最初以物易物的简单商业活动。而我们的祖先早就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学会了做买卖。
那么这种做买卖的人又为什么被称为“商人”呢？
相传河北曾是商人的初居之地。商的始祖名契，依古书记载是与夏禹同时代的人，佐禹治水。史家考定契的初居地在蕃，即今平山县境，他的儿子昭明在砥石（今石家庄市南）驻留过。古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天问》均载有商的远祖季、王亥、上甲微等居住于今河北易水流域附近之事。从契至汤，“共传十世，凡八迁”，他们的迁徙，从大范围来说，大抵不出今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以“商”为国号。商朝建立后多次迁都，祖乙曾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市）；公元前年，盘庚又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才最终稳定下来。
先商时期，各地基本上处在封闭状态中，生产目的仅限于满足自身需要，从没有人尝试跟外地进行贸易。正是从王亥开始，地区间的贸易才开始建立起来，而随着时间推移，其范围和规模得到飞速发展。正因如此，王亥被后世尊称为“华商始祖”。
到了商朝后期，河北中南部作为商朝的核心区域，商贸活动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商铺，也有了一大批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周武王灭商后，为了防止商朝贵族反抗，周公将部分商遗民迁往洛阳，令其“肇牵车牛，远服贾”，意思是让商族遗民们驾着牛车搞长途运输贩卖。
失去土地的商族遗民只好靠做小买卖和长途贩卖而生，“其主要的活动区域都在北易水、南漳水之间。”周文章表示。
久而久之，做买卖成了他们谋生和养家的职业，世代相传。因为他们是商代的遗民，渐渐地，“商人”成了这种职业的代名词，而做买卖的行业则被称为“商业”。
这种称谓一直流传至今。
在商人出现后的数千年中，河北商业活动繁盛且不曾中断，涌现出一大批名商巨贾。
管仲和范蠡都曾在蠡县一带贩运皮毛；沧州沿海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已经“煮东海为盐”而尽得鱼盐之利；经商起家的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故事就发生在邯郸；战国时期邯郸“冶铁大王”卓氏和郭纵“富可敌国”；唐代定州人何明远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
从贩运牛羊到盐铁之利，从陶瓷、丝织等强势产品流通天下到近代冀商登上历史舞台，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造就了河北丰富多样的商品类型，也使得河北曾长期处于全国经济重心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舞台上，河北商人和商业活动，成为古代商业发展进化历史的缩影。
河北古代特色物产示意图。喻萍/制图
古代河北的强势商品
年9月15日，河北博物院“河北商代文明”展厅。
为了寻访河北最早的“拳头产品”，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再探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物——多年前的商代铁刃铜钺。
它年出土自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残长11.1厘米、阑宽8.5厘米，铜身铁刃，上部有一穿孔，两面各装饰有两排乳钉纹。铁刃宽约6厘米。
这件铜钺上残存的铁刃，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铁制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除了铁刃铜钺，人们还在台西遗址上发现了铁矿石和经过冶炼的铁矿渣。这进一步证明，早在公元前多年此地就开始采矿冶铁，把人类冶铁的历史从春秋时代上溯了数百年——早在多年前，河北大地上的先人已经开始认识和利用铁这种金属。
年9月13日，邯郸武安固镇村。
武安，在冶铁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有汉代冶铁遗址。该遗址位于固镇古城遗址西部，主要分布在固镇战国古城之外。炉渣的积厚很深，随处可见。
年，邯郸地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对固镇汉代冶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在当地俗称“药葫芦地”。
此次发掘共开探沟4条，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铁器，包括犁、铲、镰、马衔、钩、铧、炉条、裁刀等工具，以及部分熟铁半成品。人们在遗址内还发现残炉基、残炉壁和数量较多的炉渣、碎矿石层、耐火砖、红烧土以及白灰、木炭、炉塞等。加之发掘中不断被发现的灰坑、工作面、窖穴等，一切信息都表明，当时的铁业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技术上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一系列遗址遗迹的发现证明，河北冶铁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就已经形成了赵国都城邯郸、燕国都城燕下都两大在北方颇负盛名的冶炼中心。
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河北地区铁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铁器，也由此成为河北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
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我国迄今年代最早的铁器铁刃铜钺。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历史上最早一批富可敌国的“河北知名企业家”，就是靠冶铁和做铁器生意而发家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巨商卓氏和郭纵——“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邯郸武安历史上因冶铁而富，春秋战国时的名相苏秦和名将白起、李牧都曾被封为“武安君”，食邑武安。
古代河北对外输出的另一项重要商品是丝绸。
年6月10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定州缂丝织造技艺荣登名录榜单。
《中国全史》描述，“缂丝是我国丝织工艺中最受人珍爱的品种，宋代是缂丝的盛期，以河北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当时，定州缂丝与蜀锦、苏绣并称为中国三大工艺名品。
“一般我们印象中丝绸是江南特产，实际上河北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介绍，“早在距今多年前，磁山文化（位于邯郸武安）的先民就已开始使用纺坠。”
河北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出现了原始的纺织行业。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众多的陶纺轮、石制的蚕，说明当时已认识了蚕的价值，有利用蚕丝的可能。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则直接出土了丝麻织物。
秦汉时，由于纺织器械的广泛应用，纺织成了主要的家庭手工业之一，河北丝麻织物不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了进一步提高，河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区之一。其中，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清河（今河北清河、故城，山东临清一带）、房子（今河北高邑）等地的丝织业较为发达。
此后的多年里，河北一直是全国重要的丝纺织中心。到唐中期以后，河北甚至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
盛唐时，大量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些前往河北办货的丝绸商人，多半都知道一个叫何明远的定州人。
何明远，祖上是粟特人，当时正在定州主管城中的三个驿馆。他敏锐地发现商机，便在驿站旁边建造旅店，供来往客商住宿，专门以赚取胡商的钱为主业。
而何明远的另一个身份是丝织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拥有近万人的大型丝织作坊。
巨商何明远的事业只是当时河北丝绸产业规模的冰山一角。
史料记载，当时河北道各州均产丝绸，尤以博、深、冀、定、幽等19州产量最盛。唐天宝元年，全国10道郡总计向朝廷贡赋丝织品多匹——其中河北道常贡丝织品数量就有多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居全国之首；而定州一地贡赋的数量就占当时全国总量的40%以上。
正是如此发达的产业基础，才推动了古代丝织业中最奢华的工艺——缂丝在定州诞生和发展。
到北宋时期，定州缂丝发展达到巅峰。当时，不仅地方供给皇族贵戚的最富丽、最精绝的丝纺织品是定州缂丝，就连契丹人也以河北绢为最上等。澶渊之盟后，辽国迫使北宋王朝纳绢时就专门提出，只要河北绢而不要江浙绢。
丝绸、瓷器，都是世界古代史上最有分量的中国商品。
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缠枝牡丹纹花口瓶。河北日报资料片
日本兵库县白鹤美术馆，有一尊北宋磁州窑白釉黑剔花龙纹瓶，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在日本，几乎所有有中国古代瓷器馆藏的知名博物馆中，都有磁州窑藏品。如今“陶瓷”“瓷器”，在日语中均写作“陶磁”“磁器”，可见磁州窑瓷器对日本影响之深。
“世界上几乎所有有瓷器收藏的重要博物馆，必然有来自中国河北的瓷器藏品，否则其收藏展览体系就是不完整的。”中国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
河北在中国瓷器史上举足轻重，早在多年前的商代，河北人就开始使用原始青瓷。至迟在北朝，河北人已在烧造瓷器。唐宋时期，河北一直是重要的瓷器产地，唐代邢窑就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宋代以后，定窑、磁州窑以及井陉窑瓷器更是声名远播、行销天下。
其中，磁州窑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自北朝创烧，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历千年不衰，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
年7月，磁县城东4公里。
漳河和滏阳河汇流处古漳河河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
沉船遗址东北有石砌建筑物和木桩等，似为泊船码头和古渡头遗址。此次遗址发掘出6艘沉船，均为木制。沉船上出土的遗物有陶、瓷、铜、铁、木、石等器物，以瓷器为最多，共件，其中磁州窑瓷器共件。
由于瓷器本身具有易碎、沉重、耐腐蚀、无时效性之特点，廉价、安全、平稳、畅通的水路运输就成为磁州窑的外销首选运输方式。磁州窑所处的漳、滏两河的天然水道也为产品外销的运输提供了天然便利。磁州窑的瓷器正是通过漳河、滏阳河及其连通构筑的水系网络到达沿海及内地的港口和码头，进而通过这些转运点分散到内地或出海运输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在河北，还有一种从古至今一直是地方特色的商品——皮毛。
“四留一王村，熟皮最养人，学会皮手艺，终身不受贫。”
年9月21日，邢台市文史专家刘顺超随口说出一句本地民谚。
“提到河北的皮毛交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般是如今的辛集、枣强大营或张库大道时代的张家口。实际上，邢台皮毛制革业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盛于清朝，至同治年间，顺德府南关曾是全国最大的皮毛集散地之一，规模甚至一度超过张家口。”刘顺超说，当时邢台的皮毛主要来自陕西、青海及内蒙古等地。
河北，自古以来即是皮毛交易的重要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和鲍叔牙曾经在蠡县一带规划过好几个专业的皮毛集散市场。民间传说范蠡也曾在蠡县做过皮毛生意，留下“自从范蠡过留史，天下皮毛第一家”之说。
宋辽金元时期，河北位于民族杂居融合之地，镇州（今河北正定）、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等地先后设立榷场，开展互市交易，皮货是互市交易中最重要的商品类别之一。
河北海盐博物馆楼顶的模拟古人制盐现场。河北日报资料片
明清以降，南北互市更加频繁，来自蒙古高原的牲畜、皮毛等通过张库大道进入河北，沿商路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直到现在，河北仍拥有辛集、肃宁、蠡县、枣强、阳原等几个重要的皮毛产业集群。
“今天的人们常常会忽略的一点是，棉花在我国其实是直到明清才开始大面积种植的。在此之前，皮毛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御寒材料。”刘顺超说，因所处地理位置独特，皮毛可以说是河北覆盖面最广、时间跨度最大的商品品类，几乎在每个时期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角之一。
“在河北商业历史上，有特色的大宗商品是个变化的过程。这与河北的自然禀赋和在全国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息息相关。”周文章表示，如果说皮毛、铁器、丝绸和瓷器成为河北大宗商品，更多依赖河北本身的自然条件和技术优势，那么后来陆续又有好几个品类在历史上曾占据一席之地，靠的则是商业交流的扩大。
比如棉纺织产品。元末明初，棉花在河北大面积推广播种，北直隶的高阳、南宫、广宗、南皮、赵县、元氏等县都是著名的棉花种植区，有的县种棉者占当地农民的一半。棉花的大量种植，带动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织出的布匹，除了自己家庭的使用，其余拿到市场交换。
“另外，煤、盐也曾是河北的优势产品。”周文章介绍，煤矿主要蕴藏在太行山和燕山地带，峰峰一带采煤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末，明代开滦、蔚县等地开始采煤，其中蔚县优质煤被称为水火炭，烧红放在香炉中，没有烟和煤渣，烧过的煤灰像白雪一样，时人称为天下一绝。而沧州一带盛产雪花白盐，自古是重要的产盐区。
脚步
近百年冀商的开拓之路
今天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这里的许多店铺，至今留有河北冀州商人的印记。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冀州文商撑起琉璃厂
年4月8日，北京琉璃厂文化街。
整饬一新的街道两旁林立着仿古建筑，来薰阁、荣宝斋、中华书局等老字号十分醒目。
作为发源于清代的京城文化一条街，如今的琉璃厂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景点。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琉璃厂的发展历史中，冀州商人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冀州商人延续了琉璃厂的文脉。
在历史上似乎名不见经传的冀州商人，和琉璃厂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冀州商帮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冀州帮’是冀商四大帮派之一‘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商著称，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支撑起了清末民国初期的北京琉璃厂古籍行业。”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告诉记者。
如今因文化属性闻名中外的琉璃厂，在明代只是一个烧造琉璃瓦的官窑。琉璃厂向文化聚集地的转变，始于清初顺治年间。当时，清政府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琉璃厂正好位于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住在附近。久而久之，官员和进京赶考的举子常聚集于此逛书市，引来各地书商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
到乾隆年间，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并成为“京都雅游之所”，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起初，琉璃厂的商家多为江西商人。清朝末年，太平天国的战火使江西到北方的交通阻塞，到琉璃厂经营的江西人越来越少。
此时，历史上素有重文传统的冀州人大量涌入琉璃厂。他们先是在江西人开办的老字号当学徒，慢慢掌握了版本鉴识和经营本领，后逐渐发展为在厂肆摆摊独立经营，有了积累后就购置店铺，渐渐走向兴盛。
冀州书商的代表性人物、冀县人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专门记录了从晚清到民国60多年间，琉璃厂多家书商的师承、名号和盛衰演变。而冀州商人开办的书铺就有多家，撑起了琉璃厂古籍行业的半壁江山。其中开办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延续超过30年的书肆，有来鹿堂、同业堂、松筠阁、宏远堂、聚好斋、槐荫山房、瀚文斋、文友堂、宝仁堂等。
“客人来了，可以挨架参观，随意取阅。如果是老主顾，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小伙计敬茶敬烟，略事寒暄，然后才谈生意。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问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拿过来看看。好的东西，大家鉴赏一番，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如果有意要，然后可以谈谈价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志书里对琉璃厂冀州书商做生意的情景如是描写。
到年，琉璃厂最大的3家书店都是由冀州人经营。
因此，我国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先生认为，是河北冀州人延续了北京琉璃厂的文脉。
而孙殿起本人在贩书的数十年间，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凡经他过眼和贩过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日积月累，孙殿起对目录学、版本学也有较深造诣，尤精于古书版本鉴别、考证，成为公认的近代版本目录学家。
后来，孙殿起利用工作之余，撰写了《记厂肆坊刻本书籍》《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等文，经过数十年积累，将文章编成《贩书偶记》20卷，收古籍善本1万余种，后又编成《贩书偶记续编》。这两部书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续编，是清末民国初期有关古代图书的著述总目，备受学术界重视。
上世纪40年代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河北日报资料片
众多“老字号”源出河北
除了琉璃厂，京津两地仍留存着多家冀商名品名店老字号。
爱吃烤鸭的老饕们或许不知道，“全聚德”的创始人其实是河北人。
“全聚德”创建于年（清同治三年），创始人杨寿山祖籍冀州徐庄乡杨家寨村。
杨寿山幼年时因家贫到北京谋生，初到北京时在前门外肉市做生鸡鸭买卖。杨寿山对贩鸭之道揣摩得精细明白，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平日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
杨寿山每天到肉市上摆摊售卖鸡鸭，都要经过一间名叫“德聚全”的干果铺。这间铺子招牌虽然醒目，但生意却江河日下。到了年，“德聚全”生意一蹶不振，濒临倒闭。精明的杨寿山抓住这个机会，拿出他多年的积蓄，买下了“德聚全”的店铺。
经营鸡鸭生意多年的杨寿山将干果铺改为烤鸭铺，并将店名改为“全聚德”。杨寿山还聘请了宫廷名厨，把原来的烤炉改为炉身高大、炉膛深广、一炉可烤十几只鸭的挂炉，可以一面烤、一面向里面续鸭。这就是今天的挂炉烤鸭。
另一家京城餐饮名店“东来顺”同样源出河北。
“东来顺”是直隶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丁德山兄弟三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在北京东安市场创办的饭馆。起初是一个粥摊，经过几年的发展，变成了羊肉馆，字号是“东来顺羊肉馆”。后来，他们采纳了一位在正阳楼饭店主灶的朋友的建议，把“涮羊肉”引进了店堂。由于他们的涮羊肉用料讲究，工艺精湛，造型美观，口味独特，一经推出就受到了食客的好评，每日顾客盈门，买卖红火。
北京东来顺饭庄的铜锅涮羊肉。陈同伟供图
“东来顺”在北京站稳脚跟，除了品质过硬，主要靠的是诚信经营。即使在“东来顺”最兴旺的时期，丁家兄弟仍然不忘初心，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偷工减料、不弄虚作假。
东来顺的一斤羊肉可切成二十厘米长、八厘米宽的肉片80—张，且片片对折、纹理清晰，“薄如纸、白如晶、齐如线、美如花”，切出的羊肉片铺在青花盘里，能隐约看到盘上的花纹，凭借这手切肉的绝技，“到东来顺看切肉片”成了京城餐饮界的一景。
在天津的河北商人，同样创出了“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等地方知名小吃品牌；同时在制药、五金、鞋帽绒毯等领域，河北商人也颇有建树，比如河北献县人孙玉琦创办的“利生”体育器材厂，是国内最早生产西方体育器材的工厂，生产的篮球在全国都有极高的知名度。
周文章曾对冀商在京津两地的发展进行过细致梳理，在他看来，早期进入京津的商人主要是通过运河交通北上的江苏、江西和山东等地商人，中晚期最有实力的当属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以及经营丝绸、珠宝和中药材的浙江商人。
因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初期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河北商人，大多数以行商和小商人为多，以贩卖土特产品或经营餐饮业为主。后期河北商人在日杂、制造、医药、笔墨等行业都有涉足。
清代在京城中经营文房四宝的河北商人以衡水人最多，著名产品是“侯店”毛笔和“一得阁”墨汁。侯店制笔业发达，清光绪年间，侯店人把制笔作坊开到北京，“文魁堂”笔庄出产的毛笔还被钦定为“御笔”。到20世纪30年代，侯店人在北京的笔庄有5家，产品销往华北、西北等地。
因为坐拥丰富的药材资源和安国药市，医药行业也是冀商成就较大的领域。
天津的“隆顺榕”药店总经理、安国人刘华圃曾主持并成功研发出中国中药史上第一粒片剂——银翘解毒片，把中药制剂技术带入新的历史阶段。而武汉的马应龙药业、南京的白敬宇药业等，则都源于河北定州。
游客在安国选购中药材。河北日报资料片
冀商的成功“密码”
“与更多依靠官府发迹的一些商帮不同，冀商的形成过程更具奋斗气息和草根气息。”在河北冀商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耀华看来，冀商尤其代表着一种根植于民间的商业力量，始终充满来自最基层商人的商业智慧。
冀商的崛起首先在于敏锐把握了时代大势，抓住了发展机遇。
比如“呔儿商”和“武安商帮”抓住了明末清初东北开发的历史机遇。
“呔儿商”认准了“闯关东”的大批移民到东北，需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医疗保障等商品服务的商机，大都经营工商业，早期或从事长途贩运，或开店售货，中后期以从事粮油加工、大中商场经营为主。
而“武安商帮”则认为东北大量移民缺医少药，于是发挥从事药材生意的优势，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以至于逐步形成了在东北全境全面开花的垄断局面：“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武安商帮”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东北参茸等贵重药材的收购经销。
商帮具有地区性、集团性，由于区域文化不同，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
“过去外地商人把河北商人叫‘直隶棒棒’，说明河北人性格直爽，顺理直言。”赵耀华认为，燕赵文化以慷慨悲歌、勇武任侠的鲜明特征而闻名于华夏。义字当先、以义取利、以利行义，这些高尚的品格为世代燕赵人所推崇。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河北商人，一直以这些标准为价值观和道德观。
“当然，除了地域性格，冀商一步步走向成功还有诸多因素。”赵耀华认为，由于冀商是近代商帮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流派，使得他们更具现代性，能够顺势而为，敢于革故鼎新，更加